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因为工作的原因，两三年来，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加入到珠三角与长三角的辩论中去。这真是一件让人感到无奈的事情。无论如何，这两个地区现在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在中国这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中，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处在高速增长之中——哪怕是被大家视作较慢的东北或西北省份，其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远比欧美或非洲地区为高，甚至比同样高速发展的邻近亚洲国家为高，更不要说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牵引力之一的珠三角地区，其经济成长的现状或潜力都被国际社会称许，然而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在长三角补课式的爆发增长的时候，国内的人们会如此地看淡珠三角的前景。
　　许多似是而非的论调，许多是彼非此的排它性观点，许多感情用事的抱怨，许多盲目的苛责。如果要“扬长”的话，为什么非要“抑珠”呢？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两年来，在这样的论争中，笔者一次次地感到无奈，但却没有停止观察和思考。
　　香港真的不行了吗？深圳真的要被遗弃了吗？珠三角真的要衰落了吗？
　　想想看媒体在热炒时何等地不负责任地大胆，如此地断言一个正在高速成长的（大珠三角）经济体，一个质量表现甚优的经济体，很快就将衰退，而理由仅仅是，长三角要崛起。
　　我不反对“上海造神运动”，如果它不必然导致“妖魔化珠三角运动”的话。我用了这两个略嫌极端的词汇，只是为了表达对它们的个人化的不满。从一些媒体上看，我觉得是存在这样两种思潮。我不知道为什么为出现这样两种文化现象。最近看了《经济观察报》上的那篇“红顶城市”的文章，觉得似乎为“上海造神运动”提供了一些注解，但似乎又解释得不那么透彻。我很希望大家来讨论这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说不定哪位的高见就让我霍然开朗。
　　我写出我这两年的一些想法，它可能包括三或者四部分，可能并没有很详细的数据支持或引文来源——按说这不符合我行文的习惯——但是我暂时只能写出这些，等到有空闲时再补上挽救这篇文章的理性原则吧。
　　第一部分：珠三角整合的困惑
　　珠三角一定要整合的呼声，是在1994年珠三角经济区规划不成功之后，面临长三角竞争压力的背景下，而越来越响亮，越为越为官民了解的。因而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导致珠三角整合强烈呼声的这两大背景。
　　1994年前后，在谢非任广东省委书记、叶选平任广东省省长时，由广东省决定进行的一次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发展规划。当时主要主持此事的是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张高丽（后任深圳市委书记、山东省省长，现任山东省委书记），由广东省计委牵头进行研究和论证。
　　进行此一规划的原因，一是当时经济区的概念刚刚在国内传播，但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个概念还没有为国人所认知，广东省领导人较早地看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因而在全国率先提出珠三角经济区的概念，并在实体上进行发展规划。当时划定了广州、深圳、珠孩东莞、佛山、中山、江门七市，及惠州、清远、肇庆三市的一部分，基本上是地理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为经济意义上的珠三角经济区；二是广东省划出这么一块区域，作为追赶东亚四小龙的样板，带动广东省成为中国现代化先头部队。
　　规划方案做了差不多两年之久，除了学术界及规划机构之外，相关各市的地方政府也都参与进来，进行轰轰烈烈的讨论，一直到1996年，才出台一个相互间妥协的规划方案。这个方案力图达到的目标里，至少包括了，城市布局、产业分工、交通规划、人口规划等等。
　　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在这个规划里，总结出了一个后来有人称之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珠三角城市布局，那就是：以广州为中心，以深圳、珠海为两个次中心，以其它若干个中等城市为支点的珠三角城市网。其后由于虎门大桥建成通车，学术界又有人称之为“A计划”，A的顶点就是轴心城市广州，广深和广珠为两条边，而虎门大桥则是中间那一杠。
　　笔者之所以称这个规划“不成功”，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其一是这个“A”字并没有清晰地竖起来，原因如下：首先广州并不能起到真正的经济辐射作用，它本身还处在珠三角经济龙头城市香港的辐射之下，其产业基础并没有雄厚到可以带动整个珠三角经济成长的地步，而整个八九十年代，起这个作用的其实是香港；接下来也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了，这个规划居然没有将香港和澳门纳入进来，因为当时港澳都还未回归，尽管整个大珠三角在经济上实质是一体化的，但由于政治因素，由广东省做的规划里边当然不能将港澳涵盖进来，这使得这个规划的最大缺陷就表现出来了，这个经济区域真正的主角应该是香港而香港只在这个A计划的其中一条边的终端因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个A字只存在于决策者的主观臆断里，而不是现实经济发展的写照。如果我们实事求是的话，就应该将身子站在香港中环的中银大厦楼顶往西北看，那样我们看到的其实只是香港学术界口中的“珠江口湾区”或“香港湾区”；第三点就是，这个A字的两条边其实是不平衡的，因为左边的那条边明显地暗淡，而右边的那条边却越来越浓重。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东边的基本点深圳在整个九十年代仍然保持了高速发展，而西边的基本点珠海则陷入了徘徊，与深圳的高速发展相比，珠海相形见绌。
　　到2002年底时，深圳的GDP已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而珠海还在五六百亿左右。如果我们将佛山、中山、江门、珠海并称为西岸、将深圳、东莞、惠州（惠州市只有惠城区、惠阳市、博罗县归入了珠三角经济区）并称为东岸的话，在八十年代两地经济规模还不相上下（当时两边都以家电为主导产业，只不过东边是黑色家电，西边是白色家电，因而有“东黑西白”之说），但到九十年代末期，东岸的IT产业迅猛发展，使得两岸出现了“东强西弱”的严重失衡，如以2002年论，东岸三市的GDP加起来近3500亿，而西岸四市加起来只有2500亿左右，可是西岸四市的面积加起来可能是东岸的一倍左右。失衡的东西两边使得这个A字看起来更加不现实。
　　笔者说这个计划不成功的第二个原因是，它的产业分工计划差不多都落了空。由于是计委牵头，而计划是管投资和产业的，按理说对产业整合应该有一套，但是，尽管方案已是各个地市妥协的结果，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打算认真去执行这个它们本已认可的方案，尤其是那些实力强劲的大城市。
　　在后来人们拿珠三角与长三角相比时，最常拿来说事的主要有几个例子：一个是机场，在大珠三角区域内有香港、广州、深圳、珠孩澳门五个大型机场和佛山、惠州两个军民两用机场，至少有一两个机场被人们认为是重复建设；一个是港口，深圳港据说是对香港港口形成了巨大冲击，而广州在此之后仍不理不睬地启动其“南沙大港”计划，东莞也不甘示弱地要斥巨资建设虎门港，在两侧，珠海港和惠州港从来就不相信自己不能成为华南大港。
　　再有一个例子是高新技术产业，因为所有珠三角城市的主导产业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之后都定位在了高新技术产业，深圳要搞IC产业，珠海也要搞，东莞、广州也要搞，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大学城，除广州外，深圳、珠孩东莞都有自己的大学城计划。这样得出的结论是“各自为政、重复建设，互不服气，没有合力”
　　让我们先承认这一结果（在后边的论述中，笔者并不太承认“珠三角比长三角缺乏协作精神”这一说法），并先分析其中的原因。首先，广东省政府并不是一个强势政府。其实规划者们在方案做出之后就明确地表示了对规划能否落实的担心，因而许多人建议在珠三角十个城市之上设立一个超行政权力的机构，来监督和促进规划的落实，然而这个建议不可能被采纳，首先它在省和市之间又设了一级行政权力层，这可能是违宪的，估计很难得到中央的批准；其次这十个城市已是广东全省约21个城市的一半左右，如果需要一个超乎十个城市之上的行政机构的话，那么广东省政府正是这个角色呀？为什么省政府不能承担这个角色？提出此建议的人本身就是对广东省政府信心不足。那也正是事情的根本所在。
　　广东经济在八九十年代的飞跃本身就是中央向地方放权的结果，而珠三角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正是省里向各市放权的结果。笃信“简政放权”的广东人不太喜欢北方的集权式思维，这也正是广东人自豪的“市场化”的表现。因而在近20年中，广东省政府一直就不太干预各个地市的经济发展，话说回来，就是在确实需要它干预的时候，它也不能得心应手地发挥作用，因为它有心无力。
　　一般来说，政府最得力的管制手段无非有二，一是管人，也就是管官，二是管钱，也就是财政资源的支配。管官的话，在珠三角经济区十个城市里边，至少有深圳、广州、珠海三个城市的主要领导人，是要由中央来直接决定的，广东省的发言权不太大，而这三个城市正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端点城市，一般说来，在人们眼里最爱搞重复建设的也是这几个城市。管钱的话，在广东省的投资结构中，财政投资从来都不是主旋律，各个城市眼睛盯着的是吸引外资，所谓“招商引资”是也，其中外资的很大一部分是来自香港（90年代中期之后加上一个台湾），香港才是它们仰望的大乳头，而省政府并不是。胸部平平的省政府当然也就指挥不动各个城市了。
　　“有奶就是娘”的各个城市分别去找自己的奶头，吸到嘴里就是自己的，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协作了。
　　其次，在整个八九十年代，整个珠三角的经济都处在一个腾飞前打基础的准备阶段，直到今天，能够称得上是开始起飞的城市恐怕也只有广州和深圳两个。在这个阶段，主要是承接香港和台湾的产业转移，在承接过程中，有竞争并不是坏事情，因为有竞争，所以各地都要想方设法提高自己招商引资的能力，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总体上，整个珠三角的投资环境都得到了改善。举例来说，深圳、东莞、惠州三个城市都拚命吸引IT企业，结果整个珠江口东岸的IT产业蛋糕就做大了，完善了产业链，结果形成了全球最大的IT制造业基地。
　　在这个阶段完成之后的产业升级阶段，才更需要协作，而这个阶段其实就是1998年以后的这几年。而这几年珠三角也正在认真地讨论整合的问题，整合毕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因而现在就过度地指责珠三角缺乏协作精神其实是不公平的。再次，这个A计划中的最重大缺陷就是没有考虑香港和澳门因素，可是香港毕竟是这个经济区的发展极，不考虑香港，就注定了这个规划是要失败的。
　　在众多“扬长抑珠”的论调中，笔者唯一承认的一点就是，长三角有一个天定的龙头城市上海，因而导致长幼尊卑有序，而珠三角缺乏一个领袖，结果是谁也不服谁。珠三角的龙头之争损害了珠三角的整合进程。（在后边的论述中，笔者要指出，这并不是珠三角自己的错。）
　　笔者曾多次指出：“香港、深圳、广州，这三个城市处在珠三角城市群的领导层，所谓龙头之争，无非是针对这三个城市而言。而此三个城市对龙头之争的心态的微妙之处在于：香港觉得——我们香港再沦落，也不至于连珠三角的龙头城市都当不了吧，我们肯以国际大都市（在当今中国，真正称得上是国际大都市的，也只有香港一个城市罢了）之尊，纡尊降贵来做珠三角的龙头，已经很不好意思了，你们还有什么异议？但是广州人似乎并不买这个帐，广州觉得自己才是中心，我们是广东省的省会嘛，是华南的中心城市嘛，是北京—上邯广州金三角架构中的一角嘛，珠三角只是广东省的一部分，广州当然是珠三角的中心啦；至于深圳嘛，它似乎还没有忘乎所以到以为自己才是珠三角经济区龙头的地步，但让深圳人承认广州就是龙头，似乎却不太情愿，因为深圳觉得只有香港才配做老大”
　　香港当然是珠三角的龙头城市，几乎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除了广州人。说句实在话，导致广州人目前这种心态的，1994年规划是其中一个主因。正是这个A计划，加重了广州人的老大心态，而且正是这个A计划对珠三角交通网络的规划，为广州的老大心态提供了资本。
　　因为这个交通网的规划是以广州为中心来思考的。因为那时不大考虑香港。1994年规划的失利，使得人们在讨论珠三角整合时，先入为主就有了一种挫折感，尤其是在面临长三角在1998年之后的崛起时，这种挫折感就更被加强了。

　　第二部分：“上海造神运动”与“妖魔化珠三角”运动
　　首先我们不否认，至少在国际投资者看来，1998年之后的五年是上海在国际上大放异彩的五年，或者说，1992年之后的十年是上海在中国重新崛起的十年。那么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这个崛起过程的最大推动力是什么？
　　笔者认为，最主要的两股动力分别是：其一，中央政府及民间对上喊中国经济龙头城市”形象的极力塑造；其二，台湾ＩＴ产业对上海的热捧，以及跨国公司对上海旧梦的依恋心态。对这两方面，笔者将展开论述。
　　对于第一股动力，可以继续分解来说。
　　上海比广东到底多了什么？笔者只认可两点：一，三十年代十里洋场及远东最大工商业城市的旧梦；二，计划经济三十年作为中国经济首都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神圣地位。这两者都是城市形象方面的。
　　然而在90年代之后，中央政府——在此影响下是全国人民，对上海重新进行了包装，上海被定位中国经济的龙头——中国的商业之都、中国乃至东亚的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事实上，在中国及全球展开了一场“上海造神运动”。这一场“造神运动”对整个中国也是有好处的，对于吸引外资（其中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下半叶重点是台湾资本）进入中国很有帮助，但是不幸的是，与“上海造神运动”同步进行的，还有一场“妖魔化珠三角运动”，这对大珠三角地区的国际及国内形象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抬此为什么非要抑彼？这正是中国人典型的一极化思维在作怪。
　　说句老实话，计划经济30年之所以将上海定位为中国的经济首都，其原因正是二三十年代上海奠定了雄厚的工商业基础。而计划经济更加重了这一基础，因为在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魔手下，集全国之力支援上海，使得上海的龙头形象更为稳固，并且从此在国人们的心目中根深蒂固。笔者从心底里深信，90年代初期邓小平声称“后悔没有开放上罕正是此一思维的表现，而媒体界所谓“广东开放只是开了一扇窗，而上海开放才是龙抬头”也是此一固定印象的延伸。
　　首先笔者并不承认所谓“上海居于中国海岸线的中点是它的天然区位优势”一说，也不相信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就比珠江入海口的香港在全国的大棋盘上更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机能。
　　虽然长江才是中国第一大河，而珠江只是第四大河，而且长江流域面积远比珠江流域为大，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在内河航运已越来越不重要的现代，水系并不是形成一个经济区域的核心条件。长江沿江各省一直是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但是近五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看出，虽然当局一再催谷，但是并不曾形成一个实际意义上的长江经济带——成渝经济圈、武汉－南昌－长沙经济圈及长三角经济圈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太紧密。无论是珠三角、长三角或环渤海湾经济圈，其形成的要素都不是水系，而是一个大海港和它周边的港口群，以及由港口伸向内陆的高速公路及铁路，在每一个联系紧密的经济圈，都有一个枢纽航空港。最重要的是高速公路和机场前者是货流的核心件，后者是客流的核心件。
　　因此强调“龙抬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不过中国人太笃信“龙”这个图腾了。
　　上海居于中国海岸线的中点真的就那么重要吗？这个中点就确保了它的经济腹地大过香港吗？说句实在话，经济腹地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么虚幻，它就是一个金融辐射区域及物流集散区域。金融辐射区域可能取决于机场，而物流集散区域可能取决于外贸港口，前者对处于海岸线的什么地点并不敏感，而后者，也跟海岸线关系不大，主要取决于该外贸港口距国际海运干线的远近。对于上海来说，有意义的经济腹地其实就是江浙皖赣，而对于香港来说，最有价值的经济腹地也不过是粤闽湘桂赣等几省。
　　无论机场还是港口，香港相对于上海来说其优势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可见的将来，上海也不见得超过到哪里去。但是现状而言，上海的主要腹地江苏和浙江省都已充分地开发了，并且上海与其腹地之间的高速公路网络已十分发达，而香港的主要腹地却只开发了广东一个省，更要命的是，香港与福建、江西、湖南、广西都没有高速公路联结因为中国政府发现高速公路网的重要作用，是自1998年朱鎔基主政之后，而从那时起中国构筑高速公路网的进度，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到打通粤省与临省之间断头路的时候，可是深圳到香港的公路，却还有一个关口阻隔着这些都严重限制了香港作用的发挥。这些还都仅限于制造业而言。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同时批驳前述那两个观点。以美国经济为例，其经济的核心区域及龙头城市，并不在美国最大水系密西西比河的入海口，反而是在其国土东北一隅的哈得逊河入海口而其新经济的基地，也是在其西海岸北端的硅谷地区
　　因而，上海并不因其区位优势就必然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其经济中心的封诰系人为的成分，1992年以来的十年就是加封的重要历史过程。
　　那么我们来分析，在1992年时，中国真的只有一个城市——上海能够承担起中国经济龙头城市这重大历史使命吗？
　　在1992年时，香港的经济规模（ＧＤＰ）已超过了1万亿元人民币大关，而上海仅有不足2000亿左右。在当时，是香港为全中国提供投资、融资服务，而不是上海，直到20世纪末，香港资本仍是中国累计吸收外资的第一位来源地。应该说，直到世纪末，香港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的发动机，哪怕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香港受到重创之后。
　　有人说，香港经济偏重服务业而制造业较弱，有人说，香港制造业偏重于轻薄短小的轻工业而没有什么重化工业，相反，上海工业门类齐全，基础雄厚。
　　好吧，上海重化工业的代表是这些吧：钢铁、石化、汽车、造船……
　　钢铁属于原材料工业，其产业链并不是很长，在中国的铁矿石质量较次的情况下，只要有资金实力，在任何一个大海港附近都可以兴建起一个超大的钢铁厂，进口铁矿石，进行冶炼加工。中国的钢铁生产技术和质量，哪怕是最好的宝钢，在国际上也落后了好些年，而国际上最重要的跨国巨头，并不被允许进入中国投资设厂，如果允许的话，并不是很难就可以在汕头或惠州兴建一个超大钢铁企业。而国内的钢铁工业布点，除了上海外，都是靠近铁矿石产地的。上海则是中央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产物。
　　石化或汽车，我们在国际上也十分落后，以这样落后的产业基础，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呢？
　　有什么可以依恃的呢？我们可以说，以1992年之时上海的那点重化工业基础，说是破铜烂铁也不为过，在国际竞争中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有人说，哪怕那些生产线和厂房没有什么意义，可是这庞大的产业工人和技术专才队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吧？诚然这很重要，但是这些都是可以流动的啊，要不然，就无法理解中海壳牌为什么要放在惠州了。
　　直到今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有竞争力的产业，看来看去，还真就是香港和台湾转移到内地的这些轻工制造业及ＩＴ制造业，是这些在为中国换取外汇，而不是上海的钢铁或汽车（上海大众或通用都是引进外资的结果）。
　　那么，是什么在1992年以来的十年，决定了中央政府主观上确定以上海为中国的龙头城市和经济发动机，而不是香港呢？
　　是行政上的那条线是人们思维上的那条线1997年之前，那条线是边境线，1997年之后，那条线是边界线，在那条线的两侧，是不同的海关区。虽然香港回归中国了，可是它还是独立的经济体，中国在统计所有的经济数据时，是不会把香港算在内的。朱老板说得很清楚，他从来没有把香港那个口袋里的钱当成自己口袋里的钱。
　　从行政区划来说这是对的，从关税区来说这是对的，从经济体来说这也是对的。可是，从经济一体化来说，从经济辐射力来说，从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来说，把香港算出去是不对的。从前者推出后者是人们思维的误区。香港虽然不是中国关税区的一部分，但是它仍可以充当中国经济的龙头城市，而不必重新打造一个。
　　然而那条线左右了人们的思维，从中央政府到广东省政府，从知识界到民众。
　　即便是要打造上海，也完全可以认定中国有两个发动机而不是一个，也完全可以宣扬说，香港和上海是中国的双龙头。然而有意无意地，在1992年之后的十年里，中国政府并没有向国际上强调这一点（只强调香港的桥头堡作用而没有强调龙头作用，怕冲淡主题），而是有意无意地为“上海造神”运动推波助澜。
　　我们不能否认这十年中央政府是向上海倾斜的。这倾斜体现在，强调上海中国商业中心的角色，强调上海金融中心的角色，强调上海中国航运中心的角色。当没有同时强调香港时，人们就会认为上海是唯一。对于这些“强调”的具体事实，大家随处可见，笔者也就不再一一列举。总而言之，在这十年时间里，中央政府不遗余力地向全球推介上海，全力塑造了上邯—中国未来所寄的形象。这便是这五年“上海造神运动”的其中一个主要根由。
　　应该说，这种强调，是一些跨国公司将其地区部总从香港搬往上海的主要诱因，它们被画的饼迷惑了，对上海的美好预期促使它们蜂涌而入上海
　　但是跨国公司还是理性的。我们可以看到，迄今为止，在上海设立地区总部的跨国公司仍然没有在香港的多，如果香港的经济并不会继续溃败下去的话，如果香港的中国经济龙头角色并不会被中央政府进一步淡化的话，可以肯定，香港至少可以确保与上海平分秋色。
　　至于实际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笔者相信，不论是看好中国内地的庞大市场的全球企业，还是看好中国内地加工厂角色的全球企业，它们都不会只偏爱上海一地，而是会在中国的东南西北分别布点，也许先布了东面的点，但早晚会布南面、北面或西面的点。而全球企业往中国大陆集中的步伐才刚刚开始，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步骤迄今为止仍是试探性质的，到现在为止，它们在中国投资10亿美元以上的项目仍是廖若晨星，这和他们已在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或新加坡进行的投资都无法相比，高潮远未到来。
　　当人们截取这刚开始的一段来看时，当然只看到了上海的独占鳌头。因此，只能说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序曲成为了国内“上海造神运动”的一个证据而已。
　　真正不遗余力地为“上海造神运动”添油加醋的是台湾人。
　　我们知道，在1997年之前，中国吸引外资的最闪亮的主角是香港资本，改革开放的十几年时间，香港将其几乎所有的制造业都搬到了内地，虽然广东占了六成以上，但其它部分也散布在全国各地。在1992年之后，台湾资本开始慢慢渗入内地，尤其是其最有竞争力的ＩＴ产业，在2000年之前，在大陆的投资以广东地区为主，其中东莞最为集中。
　　但是台资真正大规模地进入大陆，却是在2000年开始之后的两三年里，台湾资本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明星，而这次的台资流向却主要是上海和苏州地区，其中以苏州最为集中。
　　2000年之前进入广东的ＩＴ制造业，主要是台式电脑的整个产业链，而2000年之
　　后的进入上孩苏州的ＩＴ制造业，却主要是更高技术含量的笔记本制造业和ＩＣ产业，而这些才是台湾ＩＴ制造业的精华所在。
　　台湾ＩＴ制造业为什么在2000年之后忽然发现了上海？这真是一个千古之谜，对这个谜的剖析有各式各样，但笔者最不相信的是珠三角不比长三角更有前途这一说法，某种程度上也不赞同“在珠三角设厂为外销，在长三角设厂为内销”这种说法。
　　可以肯定，台湾人的涌向上海，深深地受到了中国大陆“上海造神运动”的影响，2000年以来这三年，正是“上海造神运动”达到高潮的几年，这是大的背景。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影响了台湾人的北进运动的两大主因，一个是文化上的，台湾人的“上海崇拜”情结，一个是经济上的，广东省这几年对走私的严厉打击。其它一些小的因素也有，诸如台湾人的群聚意识啦、新加坡人搞的苏州工业园区太有吸引力啦、长三角的技工优势啦之类的。
　　1998－1999年，由于工作的原因，笔者先后几次去东莞调查台资ＩＴ产业的发展
　　问题，与好些台湾老板聊天时，他们都谈到令他们人心惶惶的“海关打私运动”。
　　在那几年里，广东沿海地区先后查处了珠海海关、深圳海关、湛江海关的腐败大案及惠州走私案，这极大地震慑了广东沿海的海关机构，迫使他们实行严厉的打击措施。
　　了解产业内情的人士都知道，无论是家电产业，还是电脑产业，核心部件的走私进口几乎成为他们赚取利润的一大法宝。打私运动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赢利能力。这正是当时台资逃离东莞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关注中国新闻的人们可以发现，这十几年来，全国打私或海关腐败案此起彼伏，可是有一个现象是，在全部的海岸线上，辽宁、山东、福建、广东、广西都出过大案，可是江浙沪却从没有出过。
　　是江浙沪的人民从不爱好走私吗？笔者打死也不信，都是物欲横流的中国人民呀。
　　笔者相信，此一因素至少影响了台湾笔记本制造业群聚上孩苏州。
　　当然，笔者愿意相信，台湾人的“到上海去”更多地是出于文化意义上的“上海崇拜”。
　　台湾人是暴发户，暴发户的其中一个特点是对于贵族遗老遗少特别仰视而对平民少年特别俯视。上海是贵族文化，而广东是平民文化，因此，在台湾人的心目中，全中国只有一个城市——上海可以令他们仰视，所以他们特别崇拜上海，觉得在上海生活就象土财主进了城一样。这种心态是三四十年代上海旧梦对台湾文化留下的烙印，当然，也有上海服务业发达的原因。所以才有20万台湾人移居上海
　　他们要住在上海，又要赚钱，所以把厂设在离上海最近的苏州辖区——昆山市。
　　而台湾人又喜欢吵吵囔囔的，声怕别人不知道他们在进军大上海，所以在华人媒体世界大肆宣扬，帮“上海造神运动”添上最旺的一把柴火。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