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关注“抓大放小”中出现的误区

──对“抓大放小”的几点认识

魏达志

    一、哲学上的困惑与现实中的选择

    从哲学意义上考察，“抓”和“放”是对立统一的一对范畴，“抓”和“放”是主体行为，“被抓”和“被放”是客体行为，“抓”和“放”是政府的主动行为，“被抓”和“被放”则是企业的被动行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应当成为市场主体，当企业总是处于客体而非市场主体时，建立市场经济的体系和环境则是一场空谈。从哲学意义上讲，只有当企业真正摆脱被“抓”的阴影并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时，才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

    但是，建立社会主义强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科学而又民主的政府，所以，“抓”和“放”虽是政府行为，却是科学规划与宏观调控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无论是计划经济、转型期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不可缺少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抓什么，放什么，抓多紧，放多松。我们不能设想一个完全没有“抓”和“放”的无政府社会，能把中国建设成为富有特色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所以，一个有序的社会离不开“抓”和“放”，因为这是现实的选择。

    二、“抓大放小”与“国计民生”

    中国要建成具有强大综合国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抓的是涉及到国家安全、国防安全、经济安全、技术安全的若干产业，或是能为国家财税作出重大贡献并大规模地占领世界市场的产业，从整个国有经济的结构比例上讲是很少的一部分,也即是“国计民生”中涉及“国计”的这一部分，抓“国计”,要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按市场经济的方式,突破区域、省、部及各种条条块块的束缚，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政策推动功能,抓出几个象样的跨国公司来。“抓大放小”,换言之，即抓“国计”放“民生”，把“民生”中涉及公益事业、衣食住行、吃喝拉杂等等的各类企业逐步放开，从而在结构上使绝大部分国有企业能够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不能简单地从规模上理解“抓大放小”，而应从结构上理解为“抓少放多”，其中这个结构中的“少”，即是我们要抓的规模上的“大”，这样才更为科学合理并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如果只要是规模大的就抓，从结构上就形成了“抓多放少”，这种抓法肯定与中央政策不符，政府成了特大型企业，这样不仅政府太累，弊端太多，抓不过来，而且又会重蹈“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覆辙，企业还是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与解放。

    三、“抓大放小”是国家行为

    “抓大放小”应当是国家行为，国家“抓大”是通过结构调整出效益，注意重长远利益，地方“抓大”，是通过政策倾斜出效益，注重眼前收益，如果全国上下都来“抓大放小”，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理解十五大的精神实质而错误理解盲目执行，那么将会抓出许多不是“大”的“大”，将会抓死许多可能成为“大”的“小”，并将走向另外一个可怕的齐步走、一窝蜂的极端，目前社会的表现就带有这种明显的倾向，尤其是在“抓大”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误区，这是应当关注的。

    根据1995年中国企业评价协会与《管理世界》评出的我国最大500 家工业企业，不仅无一家够世界最大500家企业的入围资格， 而且其销售收入之和也不及美国最大工业企业通用汽车公司一家。如何改革中国大型企业的状况呢？假定每个省平均能抓好10家大型企业，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就能抓好300 家大型企业，其中只要有百分之一、二能进入世界最大500家企业， 中国的经济就将会发生质的变化了。如果不从国家行为上考虑抓“大”，如果全国从省到地、市、县都来抓“大”，很难想象会抓出一个什么局面，不是盲目倾斜，就是重复引进，不是结构趋同，就是恶性竞争，生产要素不能在更大的范围里优化组合合理流动，区域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想上规模上不了规模，想抓效益降不下成本，越抓越乱。“抓大放小”一定要强调局部服从全局，近期服从长远，地方服从中央的发展原则。

    同时，我们要把政府对企业人财物、产供销的抓，与对大型企业法制环境、制度建设、产业导向、资产重组上的政府推动区别开来，把转型期政府的过渡行为与市场经济时期政府的规范行为区别开来，何况随着国有资产改革的深化，其资产形态亦将分别表现为货币形态、证券形态和实物形态，国有经济公有制亦具有多种的存在方式和实现形式，这样才有利于政府把该抓的那一部分管理得更好，才能正确理解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所讲的“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的精神实质。

                                                                                              （作者系深圳大学特区台港澳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收稿日期：1997年9月21日    编印日期：1997年9月30日    编辑:江  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