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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01月01日  浏览次数:  

  自由,仅次于宗教,一直是善行的动力和罪恶的惯用借口,从二千四百六十年之前在雅典被播种,到我们这个民族收获其成熟的果实,从来如此。它是一种成熟文明的微妙成果;从一些民族知道了那一术语的意义而决心走向自由以来,差不多一个世纪已然逝去了。在每一个阶段,其前进都一直被其种种天敌所围困着,即被无知与迷信,被对征服的贪欲与对和平的渴望,被强者对权力的向往与弱者对食物的要求所围困着。在若干漫长的间歇期间,其前进完全被遏止了,那就是,当一些民族正从野蛮状态和外族人的掌握中被解救出来的时候,以及当持续不断的生存斗争,剥夺了人们对于政治的兴趣和领悟,使得他们急于出卖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以换取一顿浓汤,却并不知道他们所交出的东西之宝贵价值时。自由的真诚朋友历来都是稀少的,其胜利都源于少数人,因为少数人跟那些往往与自己抱着不同目标的支持者结成同盟而取得了优势;这种同盟,一种历来是危险的同盟,有时便成为灾难性的,因为它给其对手提供了反击的正当理由,因为它在胜利的时刻点燃了分赃的烽火。而在自由进程所遭遇的各种障碍中,最持久或最难于克服的,莫过于围绕着真正的自由之本性所发生的困惑与纷乱。如果说敌对的利益已造成了许多伤害,那幺,错误的观念则造成了更多的伤害;真正的自由的前进就记载于知识的增长之中,并不亚于记载于法律的改进之中。制度的历史常常是骗人和虚幻的历史;因为制度的作用取决于产生制度的观念和维持制度的精神,当内容已不复存在的时候,形式可能还一如既往。

  从现代政治中举几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就能阐明为什幺我的论证重心将在立法领域之外。人们常说,我国宪法在1679年达到了其形式上的完美,因为那一年《人身保护状法》得到了通过。然而,仅仅过了两年,查理二世就成功地做到了不再受制于议会。1789年,当等级代表(States-General)在凡尔赛集会的时候,西班牙的(Cortes),它们比我国的《大宪章》(Magna Charta)还要古老、比我们的平民院还更受尊敬,也在中断了数代人之后又被召集到一起,可是,他们立即请求国王不要征求他们的意见,而运用他自己的智能和权威推行改革。根据流行的看法,间接选举是保守主义的一种保障。然而,法国革命时期的历届议会都是从间接选举中产生的。受限制的选举权是君主政体另一项公认的保障措施。可是,查理十世由90000名选民选出的议会,反而抵制并推翻了王权;而路易·菲利普由25000名选举人所推选出的议会,却乖乖地支持了他的大臣们的反动政策,并且在拒绝改革从而使得君主制威信扫地的关键性分组表决中,基佐(Guizot)的多数是129个公务员的投票取得的。一个没有薪酬的立法机关,基于某些显而易见的理由,要比欧洲大陆多数接受薪酬的立法机关更具独立性。但是,假如从美国派遣一名议员到康斯坦丁堡那样遥远的地方,以他本人的费用在物价最昂贵的首府生活几个月,便是荒谬的了。从法律和表面上看,美国总统是华盛顿的传人,今天享有的仍然是费城制宪会议所创设和界定的权力。可实际上新总统与美洲共和国的国父们所设想的那个职位的差异,就像君主制与民主制的差异那样广泛,因为新总统可能会对公务机构进行多达70000项的人事变动;50年前约翰·昆西·亚当斯只解除了两个人的职务。买卖司法职位显然是没有理由的;然而在昔日的法国君主政体中,这种可怕的做法却创造了唯一能抵制国王的团体。官员的腐败可能会毁灭一个社会,但是,在俄罗斯却起到了缓解绝对主义压迫的作用。在有些情况下,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奴役本身就是通向自由的一个阶段。基于上述理由,今晚我们不会象关心人们活泼的思想那样关心敕令与制定法的僵死文字。一个世纪以前,人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无论何人得到了衡平法院资深人员的听审,他都必须为三方付费,但是,不会有人注意重罪,除非一位年轻律师得到启发,认为有理由带着严格的疑虑,去质疑和审查处理重罪的各个制度环节。那一天,即那种微光照亮杰里米·边泌-(Jeremy Bentham)清晰、勤勉的头脑之日,值得记载在这样一种政治日历之上,即超越了许多政治家全部行政活动的政治日历之上。要在圣·奥古斯丁著作中找出一段话,或从格老秀斯那里找出一个比50届国会法令更有影响的句子,这可能并不困难,我们的事业归功于西赛罗与塞涅卡、维奈(Vinet)与托克维尔的地方,比可归功于黎可古(Lycurgus)的法律或法国的五部法典的地方还要多。

  说到自由(liberty),我指的是这样一种承诺,即每个人在履行他所信奉的职责时,将会得到保障,可以与权威和多数、流俗及舆论的影响抗衡。国家只能在其最切近的领域内,分配义务和规划善恶的界线。超出了其健康存在所必需的事项范围,它只能通进促进那些可以战胜诱惑的影响力,如信仰、教育和财富的分布来为人生斗争提供间接帮助。在古代,国家攫取了不属于它自己的权力,侵入了个人自由的领地。在中世纪,它拥有的权威太微弱,任凭他人侵入那一领地。现代国家则往往陷入两个极端。我们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自由之最确切无疑的标准,是少数人所享有的保障的数量。自由,从这一定义看,就是信仰的根本条件和保障;与此相应,正是在上帝之选民(the Chosen People)的历史中,我们取得了我的论题的最初例证。以色列人的政府是一种联邦(federation),其维系靠的不是任何政治权威,而是种族和信仰的统一性,其立国基础不是物质强力,而是一种自愿的契约。自治的原则不仅实行于每一个部落,而且实行于不少于一百二十个家庭的群体;既不存在等级特权,也不存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君主制对于那个社会的原始精神是如此格格不入,所以,它被塞缪尔(Samuel)的一个重要而庄严的宣言与警告所拒斥了,现在那一宣言与警告已然不断地得到了亚洲的所有王国和欧洲的许多王国的认可。根据那一宣言,王位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之上;国王被剥夺了在民众中立法的权力,因为民众除却上帝不承认任何立法者,他们在政治上的最高目标是恢复宪法原有的纯洁性,使其政府符合被上天的律令所神圣化的理想原形。一些蒙受圣灵的人们(the inspired men),前赴后继、始终不渝地起而充当反对僭主和暴君的先知,不断地宣布神圣的律法高于罪孽的统治者,并且从设定的种种权威,亦即从人民的国王、牧师和王公,上诉到那些沉睡在民众尚未败坏的良知中的矫治性力量。这样,希伯莱民族的垂范就划出了自由一直赖以取得胜利的诸种路径,例如:民族传统的原则与高级法的原则;宪法以发展而不是根本性变革的方式而从根部向上成长的原则;一切政治权威都必须根据一部不由人定的法典予以检验并变革的原则。这些原则的作用,包括和谐与抵触,就成了我们要重温的全部内容。

  神权之下的自由与人间权威的绝对主义之间的冲突,是以灾难性的方式结束的。622年人们曾在耶路撒冷进行过一场最高级别的努力,以革新和保存国家。当时的大祭司从耶和华神庙中取出了被遗弃和忘却的律书,国王和人民都庄严地宣誓遵守它从而给他们自己施加了限制。然而,旨在实现有限君主制和法律至上性的这一早期示范,既不曾持之久远也没有传播开来;所以,自由夺取胜利所凭借的力量,必须到别处求索。早在586年,也就是在亚洲人的专制主义逼近耶路撒冷城,逼近那个曾经是并且注定会再次成为自由在东方的避难所的时候,在西方却为自由准备了一个新的家园,在这处新的家园中,由于受到了大海和高山的保护,以及受到了勇敢的心灵的保护,壮丽的自由之树被培植了出来,我们就居住在它的浓荫之下,它将它那不可抗拒的枝条缓慢然而却坚定地日益扩张到文明世界的上空。

  根据欧洲大陆最著名的女作家的一句名言,自由是古老的、专制才是新的。证实这一名言的正确性,已是最近之史学家的荣耀。希腊英雄时代证实了它,在条顿人的欧洲则表现得更加明显。无论我们将雅利安民族的早期生活追溯到什幺地方,我们都能发现一些胚胎,有利的环境和勤劳的文化或许曾将它们培育成自由社会。它们表现出某种在共同担心的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的认识,表现出对外在权威非常低的尊重,表现出一种对国家的功能和至上的地位之不完美性的认识。凡是财产和劳动的分化不普遍的地方,阶级和权力的分化程度也非常之低。直到社会经受文明化所面临的诸种复杂问题的考验之前,它们是可以逃避专制的,就像没有受到宗教分岐搅扰的社会可以避免宗教迫害。总体说来,早期基督教时代的形式没有能够抵制住绝对国家的成长,那时改进生活所面临的诸种困难与诱惑已开始发生影响;除了一个今天我不会讲到的君主国以外,几乎不可能在更晚朝代的制度中追溯到那些形式的幸存情况。在基督诞生六百年之前,绝对主义保持着恣睢不羁的支配权。在整个东方世界,绝对主义都由教士与武力之绵延不渝的影响力所支撑着。在西方,由于没有任何圣典需要训练有素的阐释者,教士阶层就没有取得支配地位,并且,当国王被推翻以后,他们的权力便转移到了天然贵族身上。接踵而至的是,在许多代人中,都存在阶级对阶级的残酷统治,富人对穷人,智者对无知者的压迫。那种统治的精神,可以在贵族诗人第欧艮尼(Theognis)的诗篇中找到,这位贵族诗人是一位天才和优雅的人物,曾坦言他渴望畅饮其政敌的鲜血。面对这些压迫者,许多城邦的民众都曾试图到革命的僭主之更不宽容的专制中去寻找解放。这一药方赋予了那种邪恶新的形式和活力。革命的专制者们往往是有着惊人的能力和优点的人物,就像某些在十四世纪使自己成为意大利诸城市最高统治者的人;然而,受平等法律和分离权力所保障的权利,在任何地方都不复存在了。

  将世界从这种普遍的堕落中拯救出来的,是这些民族中最富才智的人物。雅典,像其它城邦一样被一个特权阶级扰乱和压迫的雅典,避免了暴力冲突,任命梭伦修改其法律。那是历史所记载的最幸运的选择。梭伦不仅是在雅典所能找到的最明智的人物,也是古代最深邃的政治天才;他用来完成其国家之解放的那场顺利、不流血及平静的革命,如果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则是一些人为了再造社会而追求并建立一种除却没有创立默认教(revealed religion)已无所不为的权力时,所向往的一种政治生涯的开端。上层阶级以前就占有着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利,他让他们继续占有,只是将过去基于出身而取得的特权转移给了财富。对于富人,因为只有他们拥有在纳税和战争方面支持公共机构负担的手段,所以梭伦给了他们一份与基于其资源所提出的要求相称的权力。最贫穷的阶级被免去了缴纳直接税的负担,但也排除了他们担任公职。梭伦让他们在从上层阶级中选举官员时有发出声音的机会,以及召唤官员解释其行为的权利。这一让步显然是微小的,但却是一场巨变的开端。它引入了这样一种主张,即一个人对于选举他不得不将自己的财产、家庭和生活都托付给其正直与智能的人,应该享有发言权。这一主张彻底颠覆了人间权威的观念,因为它在一切政治权力过去都取决于道德的强制(moral force)的地方,开始了道德的影响(moral influence)之统治。依靠同意的统治取代了依靠强迫的统治,倒立的金字塔被颠倒了过来。通过使每一个公民都成为自身利益的看守者,梭伦将民主因素引入了国家。他说:统治者的最高荣誉,就是建立一个民众的政府。他认为对任何人都不能完全信任,所以,他将一切行使权力的人都置于其服务对象的警惕控制之下。

  人们到那时为止所知道的防止政治骚乱的唯一方法,就是权力的集中。梭伦则开始以分散权力的方式来达到相同的目的。他将在他看来普通民众有能力运用的影响力都交给了他们,以便让国家免于专横统治。他说,民主的精髓就在于,除了法律以外不服从任何主人。梭伦认识到了那一原则,即政治形式不是终结性或不可更改的,必须适应现实;他为修改他的宪法而又不破坏连续性或丧失稳定性留出了充分的余地,以至于他去世数个世纪之后,阿蒂卡(Attic)的演说家们还将雅典法律的全部基本内容归功于他,以他的名义来引用。雅典法律的发展方向由梭伦的那一根本原则决定了,即政治权力应该与公共服务相适应。在希波战争中,民主方式所提供的服务使贵族权力所提供的服务黯然失色,因为将亚洲人赶出爱琴海的舰队是由贫穷的雅典人组成的。那个阶级以其勇敢拯救了国家并保护了欧洲文明,取得了增加自己的影响和特权的资格。国家公职,曾一直是富人的专利的国家公职,被迫向穷人开放了,并且,为了确保穷人得到自己的份额,所有的职位都由抽签分配,除了最高将领。

  当古老的权威衰落的时候,并没有任何为人们所接受的道德和政治权利准则,来保持社会结构在变迁过程中的稳定性。利用了政府形式的那种不稳定性,威胁到了政府的原则。民族的信念正让位于怀疑,而怀疑却又没有为知识铺平道路。曾有一段时间,私人和公共生活的义务都一度被等同于诸神的意志。但那个时代已然逝去。尽管帕拉斯,即雅典人的天上女神,以及太阳神,通过帕纳塞斯山两个孪生山峰间的神庙发布谕令的太阳神,对于希腊的民族性(nationality)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助于保持一种崇高的宗教理想;然而,当那些醒悟的希腊人学会了将他们的推理能力运用到他们所继承的信仰体系时,他们很快就认识到诸神的观念腐化了生活,败坏了公众的思想。道德教育再也不能由诸神提供了,但其时也不能在书本中找到。不存在任何由专家阐释的权威经书,不存在任何像远东的、今天仍支配着近一半人类命运的教导者那样的言论。依靠仔细的观察和精确的推理来解释事物的努力,是以破坏性的方式开始的。这样就迎来了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廊柱派与学院派的哲学家们将智能和美德的训诫编入了一个体系之中,该体系是如此连贯和渊深,因而大大地减少了基督教圣者的任务。但圣者的时代尚未来临。

  怀疑与转折的时代,即希腊人从神活的朦胧想象走向科学之炽烈光芒的时代,是伯利克里的时代,以及努力以确切的真理取代已受伤的权威之积习的时代;这种努力从那时开始吸收希腊的智性活力,是人类世俗编年史中一场最辉煌的运动,因为,即便在基督教造就了无法丈量的进步之后,我们的大量哲学思想和我们拥有的一些优秀得多的政治知识,都要归功于这一运动。伯利克里担任雅典政府首脑时,是第一位直面传统之急剧式微所强加给政界的问题的政治家。当时已不存在任何道德或法律权威尚未受到前景难测的变化的动摇。没有任何指南可以得到充满信心的信任;没有任何标准可供人们诉诸,用来审查或否决人民中流行的种种确信。流行的是非观念或许是错误的,但却不接受任何审查。人民,出于实用的目的,成了认识善恶的中心。因而,人民,也成了权力的中心。

  伯利克里的政治哲学,就是以这一结论构成的。他毅然拔除了一切仍在维持富人统治地位的桩柱。面对"权力与土地同在"这一古老的原则,他引入了权力应该均衡分配以为所有的人提供平等保障的主张。社会的一部分统治整个社会,或者一个阶级为另一个阶级制定法律,这种做法他宣布是暴政。他在废除特权时本来有可能只有利于将最高权力从富人转移到穷人身上,假如他没有通过将公民权限制在纯血统的雅典人范围内来调整均势的活。由于这一措施,我们应该称其为第三等级的那个阶级被缩减到14,000个公民,在数量上与更高的等级大致相等了。伯利克里认为,每一个疏于履行其对公共事务的责任的人,都是在给共和国(commonwealth)造成一份伤害。为了防止任何人由于贫穷而被排除在公务之外,他做到了从国家基金中给穷人参与公务支付报酬,因为他所掌管的联盟贡金(the federal tribute)积聚起了多达两百万先令以上的财富。他发挥影响的工具,是演讲的艺术。他凭借说服力进行统治。一切事情都由公开审议中的辩论决定,每一种影响力都臣服于大脑的权威。他认为,宪法的目的不在于认可而在于防止任何一种利益占据支配地位;在于使富人免于嫉妒的危险,同时使穷人免于压迫。这一主张标志着希腊政治家所达到的最高水准。它在其提出者、这位卓越的爱国者辞世后,就很难为继了;全部历史都充斥着将特权给予金钱、土地或人数而打破那种平衡的努力。接下来的一代在才智上一直是无与伦比的,——他们在诗歌和演说方面的著作,今天仍然受到世人的景仰,在历史、哲学和政治上的著作,依然没有被超越。然而,那一代人没有产生伯利克里的任何继任者,没有任何人能够挥舞从他手中掉下的王者之杖。

  当这一原则,即每一种利益都应有权利和手段申张自己,被雅典宪法所采纳时,那是各民族的进步中迈出的重要一步。然而,雅典宪法对于那些在投票中被击败的人,并没有任何救助措施。雅典法律并不制约多数人的胜利,或将少数人从成为少数人(outnumbered)的可怕惩罚中拯救出来。当伯利克里的崇高影响被清除后,各阶级之间的争斗毫无节制地汹涌着,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降落在上流等级身上的屠杀,则给了下层等级不可抗拒的强势地位。雅典人那种躁动不安和寻根究底的精神,匆忙地揭示了每一种制度的理据和每一项原则的结果,因而他们的宪法以史无前例的速度从婴儿期滑向了老年期。

  两个人的人生就跨越了这一段时期,即从校伦首次承认民众的影响到国家崩溃这一段时期。他们的历史提供了民主在非同寻常的有利环境下,所具有的危险的经典例证。因为雅典人不仅勇敢、爱国和能慷慨献身,他们也是希腊人中最虔诚的。他们崇拜给了他们繁荣、平等和自由的宪法,从不曾怀疑规定公民大会巨大权力的根本法律。他们容忍形形色色的见解和广泛的言论空间;他们对其奴隶的人道,甚至激起了贵族制最明智的支持者的愤慨。就这样,他们成了古代唯一靠民主制强大起来的民族。然而,拥有无限权力会腐蚀人的良知,硬化人的心灵,破坏君主的正常理智,拥有无限权力也同样在败坏著名的民主政体。受少数压迫是糟糕的,而受多数人压迫则更糟。因为群众中积聚着潜在的力量,一旦发挥作用,少数则很难抵挡。而面对全体人民的绝对意志,除非叛逃,便无处申诉,无从补救,无地藏身。雅典最卑微和人数最多的阶级统揽了立法权、司法权和部分行政权。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教导他们说,没有任何法律比国家的这一法律更优越——立法者在法律之上。

  因此,至高无上的人民有权做出任何能做到的事情,除却自己对利弊的判断,不受任何是非准则的羁束。在一次值得纪念的机会中,聚集在一起的雅典人宣布,禁止他们做他们选定的任何事情,都是可怕的。不存在任何力量可以限制他们,他们不受任何不是自己制定的法律的束缚。就这样,解放了的雅典人变成了暴君;他们的政府,开创欧洲自由的政府,遭到了所有古代最聪慧之士的一致谴责。他们毁灭了自己的城邦,因为他们试图通过在集市上辩论来指挥战争。像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一样,他们将战败的指挥官处死。他们对其附庸国的待遇是如此不公,因而失去了自己的海上霸权。他们掠夺富人,直到富人与公开的敌人勾结起来;他们用苏格拉底的殉道,来给自己的罪孽加冕。

  当大众的绝对统治持续了将近十年之后,国家除却自己空虚的存在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丧失了;雅典人,厌倦而沮丧的雅典人,承认了导致自己毁灭的真正原因。他们认识到,为了自由、正义和平等的法律,民主也需要限制自己,恰如过去一直需要限制寡头制。他们决心再次采取古代的处事立场,恢复在富人的专权被剥夺而穷人还没有专权的时期一度存在的秩序。第一次复古尝试失败了,那次尝试之所以值得纪念,仅仅是由于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政治上的判断从来不曾出现偏差的修昔底德,宣布那是雅典人所曾享有的最好的政府。此后雅典人又重新进行了尝试,并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更一致的目标。敌对的党派和解了,在历史上首次宣布了大赦。他们决定通过共识实现统治。有传统作根据的种种法律,被简化成了一部法典;享有最高权力的公民大会的任何行为,如果发现与法典抵触,便失去效力。在依然不可侵犯的宪法上的神圣限制,与随时适应现阶段的需要和主张的法令之间,他们做了一个大致的区分;因而,经过数代人的努力所形成的法律结构,不再为民众意志的临时改变所左右。雅典人的悔悟来得大晚了,并没有挽救共和国。但他们的经历所留下的教训是永恒的,因为它告诫人们,由全体人民掌管的政府,如果成为人数最多、最有力量的阶级的政府,便是与纯粹的君主制性质相同的一种邪恶,因而,出于几乎完全一样的理由,需要制度来保护自己免受自身的危害,以及维护法律的永久性统治,不为公众意见反复无常的巨变所左右。

  与雅典自由的兴盛与衰亡相比,罗马在致力于解决相同问题时,有着更强烈的建设性意识,取得了更辉煌的暂时成功,但最后却以远为可怕的灾难告终了。在天才的雅典人那里,靠振振有词的辩论的魅力所推进的发展,在罗马则表现为竞争性力量之间的斗争。思辨的政治学,对于严肃而注重实用的罗马天才们没有任何吸引力。他们不考虑什幺是克服困难的最聪明的方法,而考虑类似的实例表明应该用什幺方法;在他们那里暂时的冲动和精神,不如先例和样榜有影响。他们特有的性格促使他们将其法律的起源归结于早先的时代,为了证明其制度的连续性,以及消除对革新的责难,他们虚构了罗马历代国王的传奇历史。他们在忠于传统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力量,使得他们的进步非常缓慢,他们只有迫于几乎是无法回避的急切需要,才会向前迈步,因而,相同的问题往往要反复出现,然后才会得到解决。罗马共和国的宪法史,取决于贵族的努力,他们声称自己是真正的罗马人,要求将他们从国王手中夺取的权力保留在自己手中;也取决于平民的努力,他们要平等地分享权力。这一纷争,心急而浮躁的雅典人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便完结了,在罗马则持续了两个多世纪,从平民被排除在城邦政府之外的时代,到平民被征税,到被迫无薪任职,最后直到286年才被赋予政治平等。此后接踵而来的是一百五十年前所未有的繁荣和辉煌;然后,从原来的纷争中,即从原来如果在理论上说还没有平息,但已达成妥协的纷争中,又产生了一场新的纷争,这场纷争导致了毁灭。

  广大较贫困的家庭,由于持续不断地外出作战而一贫如洗,沦落到依附于大约两千个富人组成的一群贵族的地步,这批人瓜分了国家巨大的地产。当贫困达到炽热化时,格拉西奇(Gracci)试图通过促使富有的阶级拿出一部分公共土地分给普通民众而缓解贫困。家道久远的著名世袭高级贵族曾一度坚决抵制,但他们懂得让步的艺术。后起的、更自私的贵族则没能学会这一艺术。人民的性格被更严酷的斗争动机改变了。过去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是以我们英国党争中一种非常可贵的品格——节制的态度进行的。可是以物质生活为目标的斗争,却逐渐变得像法国的内战一样暴烈。在遭到了富人的拒绝,在进行了二十二年的抗争之后,平民,有两万零三百人依靠公共配给生活的平民,已随时愿意追随任何许诺为他们通过革命取得依靠法律不能取得的东西的人。

  在一段时间内,参议院,代表古老的、已受到威胁的秩序的参议院,其强大尚足以制服崛起的每一位受民众欢迎的领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朱利·凯撒。凯撒凭借一支他曾率领着度过一种无与伦比的征服生涯的军队的支持,凭借他以慷慨得奢侈的施舍而赢得的嗷嗷待哺的民众的支持,并运用比所有的人都高超的统治艺术,通过采取一系列既没有侵犯性也没有危害的措施将共和制变成了君主制。

  在戴奥克里先(Diocletian)统治之前,帝国一直保持着共和制的形式;但皇帝们的意志就象保民官取得胜利后人民的意志一样不受控制。他们的权力即便是在最宽和的运用时也是专横的。然而,罗马帝国为自由事业所做的事情却比罗马共和国还多。我指的不是在一些短暂的偶然事件中,皇帝们充分的利用了其巨大的机遇,例如尼瓦(Nerva),塔西佗(Tacitus)说他将君主制与自由结合了起来,二者本来是互相冲突的事情;指的也不是帝国恰如其吹鼓手所宣称的那样,是民主的完美体现。确实,它充其量是披着拙劣伪装的恶毒的专制主义。不过,弗里德里克大帝(Frederic the Great )是一位独裁者;但他却是宽容与自由讨论的朋友。波拿巴(Bonapartes)家族是独裁的;可是,却没有那位开明的统治者比1805年摧毁共和制后的拿破仑一世、比1859年处于权力巅峰的拿破仑三世更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同样,罗马帝国也有一些优点,那些优点远距离地看、尤其是距离很长时间以后看,对人们的影响要比在皇宫附近所感受到的专制悲剧深刻。穷人得到了他们曾徒劳地向共和国要求的东西。富人过上了比三巨头时期更好的生活。罗马公民权扩大到了各行省人民身上。帝国时期产生了罗马最优秀的著作和几乎全部民事法律;是帝国削弱了奴隶制,建立了宗教宽容,开创了万民法,建立了完备的财产法体系。凯撒所推翻的共和国决不是一个自由国家。它虽然为公民权提供了出色的保障,但它野蛮地蔑视人的权利,允许自由的罗马人在其孩子、在债务人和仆从、在犯人和奴隶身上犯下残暴的罪孽。那些更深层次的权利与义务观念,即在记载城邦法律的牌柱上是找不到的、但希腊人奔放的头脑却对之非常熟悉的权利与义务观念,被认为没有什幺价值,进行这类思辨的哲学多次被宣判为教唆叛乱与渎神。

  最后,在150年,雅典哲学家卡利阿德(Carneades)为履行一项政治使命出现在罗马。在公务的间隙,他作了两次公开演讲,试图给那些征服了其祖国的没有学问的人们,带来一丝盛行于阿提卡学派的论辩趣味。第一天他演说了自然正义。第二天,他又否认了自然正义的存在,论证说我们的一切善恶观念都来自于实在法。从这一值得纪念的表演开始,被征服者的天才主宰了征服者。罗马最著名的公共人物们,例如西皮奥(Scipio)和西塞罗(Cicero),根据希腊人的模式塑造了自己的头脑,罗马法学家们接受了芝诺(Zeno)与克里斯普Chryspus)的严格训练。

  如果划出从二世纪什幺时候开始可以感觉到基督教影响的界线,而根据实际立法来评判古代的政治,那幺,我们的评价会很低。流行的自由观念是有缺陷的,所以争取自由的努力不得要领。古人对于调节权力比对调节自由有更好的理解。他们将太多的特权集中在国家身上,因而没有为人们否决国家的管辖或约束其活动留下任何立足之地。如果我能不拘年代而用今天的一个术语来阐述的话,可以说古代国家的罪恶就在于政教合一。道德与宗教不分,政治与道德不分;在宗教、道德和政治上,只有一个立法者和一个权威。一方面,国家为教育,为实用科学,为贫苦无告的人,或为人们的精神需要所做的事情少得可怜,另一方面,国家却要求由它来利用人们的全部能量,以及确定人们的所有义务。个人与家庭,团体与附属国,都严重地成为供最高权力为达到自身的目的而消耗的物质。正如奴隶任凭主人支配,公民也任凭社会支配。在公共权威的优势面前,那些最神圣的责任消失了。乘客为了轮船而存在着。由于无视个人的利益,无视道德上的幸福和民众的提高,希腊和罗马都摧毁了民族繁荣所系的关键因素,随着家庭的衰败和国家人口的减少而灭亡了。他们从制度上看已灭亡了,但就思想而论却活了下来,而由于他们的思想,尤其是由于统治艺术方面的思想,他们是——死去的人,但却是还掌握着权柄的君王,仍在从坟墓统治着我们的精神。

  确实,不断在瓦解政治社会的所有谬误,几乎都能追溯到他们那里。例如,共产主义,功利主义,不区分专制与权威,将无法无天与自由混为一谈。

  人们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中,依靠的是暴力而没有任何法律,这一观念来自于克里提阿(Critias)。根据诡辩派的观点,不存在任何高于功利的义务,不存在任何离开快乐的美德。法律是弱者的发明,目的在于抢夺高贵者美妙的合理享受。造孽要比遭孽好;所以,恰如最妙的莫过于作恶而不担心报复,最糟的也莫过于受罪而没有复仇的安慰。公平是懦夫精神的伪装;不公平是处世的智能;责任、服从和自谦,是虚伪的作态。政府是绝对的,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任何臣民都不能指责政府错待自己,但只要谁能逃避强迫和制裁,他永远有不服从的自由。幸福就在于获取权力及逃避不得已的服从;一个人如果通过背叛和谋杀而取得了王位,他便是真正值得嫉妒的人。

  伊壁鸠鲁与革命的专制主义原则的倡导者们,只有微乎其微的差别。他说,所有的社会都建立在互保的契约之上。善与恶是凡夫俗子的用语,因为上天的霹雳是同等地落在义人与不义之人的头上的。阻止恶行的不是恶行本身,而是它对作恶者造成的影响。聪明人制定法律,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当法律不能带来好处的时候,法律便不再有效。即使是那些最有声望的形而上学家,他们偏狭的思想,也在亚里斯多德的一句名言中暴露无遗:最恶劣的政府的标志,是让人们随心所欲地生活。

  如果你记住苏格拉底,那位最杰出的异教徒,不知道除了每个国家的法律以外,人类还有什幺更高的准则,还有什幺更好的行动指南;记住柏拉图,他恢宏的学说几乎是基督教的先驱,以至于著名的神学家们希望查禁他的作品,以便防止人们满足于他的作品,而对任何更高的学说无动于衷——他被赋予了那位受到指控、审判和鞭笞,最后死在十字架上的义人的先知眼光——可是,他却用上天曾赋予人的最卓越的才智来鼓吹废除家庭和遗弃婴儿;记住亚里斯多德,那位古代最优秀的道德学家,竟然丝毫没有看到为了将邻近民族变为奴隶而入侵他们的危害,——此外,如果你再想一想,在现代,与他们有着同等天才的人物所持的政治观点并没有减少罪恶或荒谬的内容,你就会一目了然地看到:谬误的方阵是多幺顽固地阻挡着通向真理的道路;纯粹理性对于解决自由政府的问题像习俗一样软弱无力;追溯神的智能迄今所教育各民族认识和承担起自由的责任的方法,远没有成为一种真正的哲学的组成部分,那种真正哲学的研究目的在于——维护永恒的天道,求证上帝通向人间的路。

  但是,在测度了古人的谬误有多深之后,如果我的叙说给你们留下的印象是古人的思想丝毫不比他们的实践出色,那幺,我对古人智能的阐述是不充分的。就在政治家、参议院、民众大会在历史上留下各种错误典型的同时,也出现了高贵的著述,其中储藏着政治知识的珠宝,并以毫不留情的睿智揭露了现实制度的缺陷。古人特别有共识的一点,是人民进行统治的权利,以及他们没有能力独自实施统治。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为了给民众因素一个足够的份额而又不至于专权,他们十分普遍地接受了混合政体(mixed constitution)的理论。他们与我们的混合政体观念有所不同,因为现代宪法成了限制君主制的手段,而他们所设想的混合政体是用来制约民主制的。这一思想兴起于柏拉图时代——尽管柏拉图曾拒绝过它——当时早期的君主制与寡头制已灭亡;并且,在所有的民主政体都耗竭于罗马帝国中之后,它依然长期受到珍惜。可是,一位至高无上的君主放弃部分权威是因为他屈服于强大武力的抗争,与此不同,至高无上的人民放弃自己的特权则是因为服从理性的影响。所有的时代都证明,运用武力来设立限制要比运用说服容易。

  古代著作家们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每一条单独的政府原则,如果没有节制,便会引起相反的作用。君主制会冷酷化为暴君制。贵族制会缩小成寡头制。民主制会扩张为数量的至上权威。因此,他们设想,如果将每一个因素都与其它因素结合起来而限制住它,便可以打破自我毁灭的天然趋势,赋予国家永久的青春。可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混合在一起所产生的这种和谐,尽管是许多著作家的理想,并且著作家们相信斯巴达(Sparta)、卡塔格(Carthage)和罗马(Rome)已作出了示范,然而,它只是哲学家们想象的吐火女神(Chimera),从来没有被古代化为现实。最后,比其它人更聪明的塔西佗(Tacitus)承认,混合政体无论在理论上是如何令人向往,但它是很难建立并不可能维持的。他这一令人沮丧的断言,也没有被后来的历史所驳倒。

  我无法说清,人们已做了多少次尝试,来将古人所不知晓的几种资源整合在一起,也就是将基督教、代议制政府与新闻自由整合在一起。可是,在这种均衡政体(balanced constitution)中,没有一例延续一个世纪之久。如果说它在什幺地方获得了成功的话,那就是在我们这个得天独厚的国家,并且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民族的智能会在多长时间内维持住那一均衡。联邦的制约与宪法的制约一样,是古人所熟悉的。因为他们的所有共和制,都属于某个城市的政府,由在公共场所集会的居民掌管。他们所知道的覆盖数个城邦的权威当局,仅仅通过压迫的形式出现,例如,斯巴达对摩西那人的压迫,雅典对其盟国的压迫,罗马对意大利的压迫。现代的大民族得以通过一个单一的中央实现自治的方法,那时是不存在的。平等只能借助于联邦主义来维持;这种情况在古人那里,比在现代世界出现得更频繁。如果权力分散在国家的数个地区是对君主制的最有效约束的话,权力分散在数个国家则是对民主的最有效制约。通过使政府和讨论多中心化,分散权力可以促进政治知识的传播,以及维持健康和独立的舆论。它是少数民族的保障,也是对自治的贡献。然而,分散权力尽管应该列在古代政治天才的杰出成就中,但其产生是由于紧迫的需要,其品性在理论上没有得到完备的考察。

  当希腊人开始思考社会问题的时候,他们首先是接受事物的现实情况,尽最大的努力去解释和捍卫它们。探索,在我们是由怀疑激发的,于他们则是从惊奇开始的。早期最著名的哲学家帕萨哥拉(Pythagoras),宣扬的一种理论是为了让政治权力保留在受过教育的阶级手中,他推崇一种普遍以民众的无知和强势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政体。他宣扬权威和服从,立足于义务而不是权利,宗教而不是政策;因而,在寡头制遭到扫荡的革命中,他的学说走到了尽头。此后,革命发展起了自己的哲学,那种哲学的极端之处我已说过。

  然而,在这两个阶段之间,即在早期帕萨哥拉学派严酷的教条与瓦解帕萨哥拉学派的各种学说之间,出现过一位哲学家,他超越了两个极端,其晦涩难懂的格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才真正为人所理解和重视。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将他的著作储藏在黛安娜神庙中。那本书腐烂了,就像那个神庙和其礼拜堂一样,但其残片现在已被收集了起来,并被一些学者、神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热情进行诠释——他们是深深地卷入到这个世纪的艰辛与危机的人。上个世纪最著名的逻辑学家接受了赫拉克利特的提出的每一项命题;欧洲大陆社会主义者中最出色的煽动者,撰写了一部长达八百四十页的著作来纪念他。

  赫拉克利特抱怨说,群众面对真理是聋子,不知道一个好人抵得上许多人;但他并不迷信现存秩序。他说,斗争是一切事物的来源和主宰。生命是不停的运动,静止即死亡。无人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它一直在流逝,永远不会相同。在变化中唯一不变和确定的是普遍而最高的理性,并非所有的人都能觉察到那种理性,但它对万事万物都是一样的。法律(laws)的维持依靠的不是任何人间权威,而是因为它们源自于神的这一律法(law)。这些箴言让我们想起在《圣书》(Sacred Books)中发现的洋洋大观的政治真理纲要,将我们带到了我们非常开化的当代人的最新教诲面前,或许可以产生大量的解释与评论。不幸的是,赫拉克利特是如此晦涩难测,所以,苏格拉底不能理解他,我也不敢妄称已比苏格拉底略胜一筹。

  如果我演讲的主题是政治学说史,那幺,最高与最大的地盘应该属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前者的《法律篇》(Laws)及后者的《政治学》(Politics),倘若我可以相信自己的经验的话,可以说是我们能从中学到最丰富的政治原理的著作。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导师在分析希腊的制度及揭示其邪恶时,所表现出来的透彻性,是后来的任何著作都不曾超越的;是柏克(Burke)和汉密尔顿(Hamilton),即上个世纪最优秀的两个政治作家,所不曾超越的;也是托克维尔(Tocqeville)和洛西尔(Roscher),我们这个世纪最著名的两位政治作家,所没有超越的。不过,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都是哲学家,他们热心的不是那种没有一定之规的自由(unguided freedom),而是高智能的政府。他们看到了争取自由的、误入歧途的斗争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因而,他们认定,最好不要争取自由,而是满足于一种强有力的行政管理,一种经过谨慎地调整适合于给人们带来繁荣与幸福的行政管理。

  现在我们已认识到,自由与良好的政府并不互相排斥;有一些极好的理由,可以说明两者为什幺应会合在一起。自由并不是达到一种更高的政治目标的手段。自由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标。不是为了良好的公共管理才需要自由,而是为了保障人们追求公民社会与私人生活的最高目标。自由在国家中的增长,有时或许会促进平庸,会给偏见以活力;甚至还会减缓有益的立法,削弱应付战争的能力,以及限制帝国的边界。有人或许可以振振有词地争辩说,假如苏格兰和爱尔兰在一种聪明的专制之下许多事情要糟糕一些,有的事情则会处理得更好;罗马政府在奥古斯都(Augustus)和安东尼努(Antoninus)统治下时,要比马利攸(Malius)或庞培(Pompey)时期在参议院领导下高明。而一种开放大度的精神则宁愿要一个贫穷、弱小但自由的国家,也不愿要一个强大、繁荣及奴役性的国家。做阿尔卑斯山中一个卑微小国的公民,国家没有希望在狭小的国境之外发挥影响,也比作使半个亚洲与欧洲笼罩在其阴影之下的一流贵族政体的臣民强。不过,另一方面,有人或许会争辩说,自由并不是人生应追求的全部事情的总合,也不能取代那些事情;自由确实必须有限度,而其限界不是一成不变的;向前发展的文明赋予了国家越来越多的权利与职责,科加给了臣民越来越多的义务和限制;自由的进步不是模糊不清或捉摸不定的,它的目的在于除了有利的限制以外不服从任何其它限制;一个自由的国家在促进宗教信仰、防治罪孽或减轻苦难方面,或许不能像可以通过牺牲某些个人权利或进行一定集权而果断地面对重大紧急情况的国家那样做许多事情;最高政治目标有时应该予以延缓,以便维持更高的道德目标。我的论述不包含对这些主张限制自由的思想的任何反驳。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自由产生的效果,而是导致自由的原因。我们在探索的是哪些人或事的影响,实现了分散权力或诉诸一种超越所有政府之上的权威,因而将专横政府置于控制之下,而希腊最杰出的哲学家们并不在有这种影响的人物之列。

  是斯多亚学派将人们从对专制统治的臣服中解放了出来,这个学派开化和高尚的人生观念,是跨越将古代国家与基督教国家分裂开来的鸿沟的桥梁,开辟了通向自由的道路。由于认识到能保证各国法律明智与公正的东西实在太少,人民或各民族的意志太容易犯错误,斯多亚学派的眼光超出了那些狭隘的限界之外,上升到那些低级的规则之上,去寻找理所当然可以调节人们的生活与社会的存在的原则。他们让人们知道,有一种意志优于人的集体意志,有一种法律支配着梭伦或黎可古的法律。他们检验好政府的标准,是政府遵守那些可以追溯到一个更高的立法者的原则。我们必须服从的那种标准,即我们有义务使政府达到的那种标准,是一种不可更改的律法,它像上帝本身一样完美而永恒,它来源于上帝的本性,统治着天堂和尘世,以及所有的国家。

  首要的问题不是发现政府规定什幺,而是发现政府应该规定什幺;因为,任何违背人类良知的规定都是无效的。在上帝面前,既没有希腊人也没有野蛮人,既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并且奴隶也像其主人一样优秀,因为所有的人都生而自由;他们是包括了全世界的宇宙共和国的公民,是一个大家庭的兄弟姐妹,是上帝的孩子。因此,我们行为的真正指南不是任何外在的权威,而是上帝的声音,它下凡居住在我们的心灵之中,了解我们的一切思想,我们所知晓的一切真理及我们所行的一切善事,都归功于它;因为邪恶是自发的,而美德则来源于内心的神灵的恩赐。

  至于那种神圣的声音所发出的训导是什幺,这些吸收了廊柱学派恢宏的伦理学说的哲学家们进一步解释道:在行为上达到了成文法的要求,或给与每个人其应得的份额,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给与每个人其份额以外的东西,应该慷慨行善,应该献身于他人的幸福,从谦让和牺牲中找到回报,出于同情心而不是个人利益采取行动。因此,我们必须像希望自己如何被别人对待那样来对待别人,必须始终不渝地善待自己的敌人,而不考虑他们是否值得,是否有感激之情。我们必须与邪恶战斗,但必须与人们和平相处,宁愿遭受不义的待遇也不愿行不义。斯多亚学派最雄辩的哲学家说,真正的自由就存在于对上帝的服从之中。一个受这些原则统治的国家,要比希腊或罗马的自由度高得多;因为这些原则打开了宗教宽容的大门,关闭了通向奴役的大门。芝诺说,无论是征服还是购买,都不能使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的财产。

  这些原则被罗马帝国伟大的法学家们所接受和运用。他们说,自然法优于成文法,奴隶制是与自然法抵触的。人们无权为了自己的快乐为所欲为,或者说无权通过损害他人谋取利益。古人的这种政治智能,已触及了自由的根本,我们可以在西塞罗(Cicero)、塞涅卡(Seneca)及亚历山大的犹太人皮罗(Philo)那里找到其最高发展境界。他们的著述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为《福音书》的诞生所作的准备工作的伟大,而《福音书》正是由使徒行传前夕的人完成的。圣奥古斯丁曾在引述了塞涅卡的著作后赞叹道:"难道一位基督徒还能说出比这位异教徒更精辟的话吗?!"当那预定的时刻来临的时候,这些异教徒们几乎已达到了无需改弦更张的最高境界。在此,我们领略到了希腊人思想境界的博大与辉煌,他们的思想境界将我们带到了一个更伟大的王国的门前。古希腊人晚期最优秀的经典著作说出的几乎就是基督教的语言,其精神也几乎就是基督教的。

  然而,在我从古典著作中所能摘取的全部内容中,有三个东西是找不到的,那就是:代议制政府,解放奴隶,以及良心自由。诚然,曾有过由民众推选产生的进行审议的议会;曾有过联盟的城邦,其中包括亚洲和非洲的许多结盟城邦,派遣代表出席邦联议事会。但由选举产生的议会管理的政府,即使在理论上也是古人所不知晓的一件事情。这种政府是与多神教的本性一致的,因为多神教承认某种程度的宽容。而当苏格拉底宣布他必须服从的是神而不是雅典人时,当斯多亚学派将那位大智者置于法律之上时,他们已接近表达出了这一原理。但首先以法律形式宣布和承认这一原则的,不是多神崇拜和热心哲学的希腊,而是印度的埃索卡,他是最早的佛教国王,当时距基督的诞生还有两百五十年。

  奴隶制,更甚于不宽容,一直是古代文明不断受到咒骂和谴责的地方,尽管其正当性早在亚里斯多德时代就遭到质疑,并且为好几位斯多亚哲学家所含蓄地否定——如果说没有明确否定的话,但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实践,以及他们的道德哲学,却是毫不含糊地支持这种做法的。不过,有一位卓尔不群的人,他在这件事情上也象在其它事情上一样,预言了即将得到信奉的更纯洁的准则。亚历山大的皮罗是持有特别先进的社会主张的著作家之一。他不仅欢呼自由,还欢呼在享受财富方面的平等。他相信,一种有限制的民主制,即其粗暴因素得到淘汰的民主制,是最完美的政府,将会逐步地遍布于全世界。他所理解的自由是追随上帝。皮罗要求让奴隶的状况与出自于其更高级的本性的需求与权利相适应,所以他并没有绝对的谴责奴隶制。然而,尽管如此,他却记录了巴勒斯坦爱沙尼人(Essenes)的习俗,那是一个将异邦人的智能与犹太人的信仰结合起来的民族,过着没有被周边的文明所染污的生活,他们是最早在原则和实践上都拚弃了奴隶制的人。他们组成了一个宗教群体,而不是一个国家,他们的人数不超过4000。但他们的示范证明了虔诚的人们即使在没有《新约》的帮助的情况下也能使其社会观念达到很高的境界,他们的示范也是对其同时代民族最有力的谴责。

  因此,这就是我们的探索所得出的结论:在政治和人权体系上,几乎没有什幺真理,是犹太人中及他们所说的异邦人中最聪慧的人士,所不曾抓住的,或者是他们不曾以优雅的思绪及高贵的表达所宣布出来的,而那种思绪和表达是后来的著作家绝对无法超越的。我或许可以一个又一个小时地向你们背诵那些论述自然法和人的义务的段落,那些段落是如此庄严和虔诚,因而,虽然它们出自于雅克拉勃雷(Acropolis)并不圣洁的剧院,出自于罗马广场,你仍然会认为你是在聆听基督教堂的圣歌和专职牧师的演说。然而,尽管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柏拉图(Plato)、塞涅卡(Seneca)这些伟大导师的箴言,以及公共美德的光辉样板,挂在每一个人的嘴上,但他们却没有任何力量来阻止那一文明的衰亡,如此多的爱国者的鲜血,如此无与伦比的著作家的才智,都付之东流了。这些古代民族的自由,在一种无可救药和不可避免的专制主义的压迫下被摧毁了,而当兴起于加利亚(Galilee)的新生力量到来,赋予人类有用的知识所正缺乏的因素以拯救人类和社会时,他们的生机已消耗殆尽。

  我不敢自负地一一指出基督教的影响借以逐步渗透到国家中去的无数渠道。最显着的现象是,作为一种注定会发挥巨大作用的因素,它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才变得明显起来。在走向各个民族,走向处于许多不同文明阶段和几乎生活在每一种政体之下的各个民族时,基督教并没有政治传道者的丝毫特点,它在履行其吸引个人的使命时没有挑战过公共权威。早期的基督徒避免与国家打交道,不担任公共职责,甚至不愿意到军队中服役。他们珍惜自己作为不属于此世的一个王国的公民身份,他们对于一个看起来强大得无法抵制和腐败得无可救药的帝国绝望了,因为那个帝国的制度是异教精神无数个世纪的作品与荣耀,从基督徒视为魔鬼的诸神那里寻找其所需要的支持,它的双手一个又一个世纪地沾染殉道者的鲜血,已没有希望重生,注定会灭亡。他们是如此诚惶诚恐,竟然想象国家的灭亡将是教会和世界的末日,因而无人梦想过他们的信仰会有无限的前途在那一族群中发挥精神与社会影响,即奥古斯都和康斯坦丁帝国的摧毁者、将使这两个帝国陷入屈辱与毁灭的民族。他们对政府责任的考虑,不如对臣民的私德与义务考虑多;很久以后,他们才意识到其信仰对于政权责任的含义。几乎到了克里萨斯特姆(Chrysostom)时代,他们还在回避考虑解放奴隶的义务。

  尽管自立与自制的原则,即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已像在《国富论》中那样清楚地写在《新约》之中,但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这一原则才被人们认识到。特图良(Tertullian)为基督教徒的消极服从感到自豪。玛丽托(Melito)给一位异教皇帝写信,似乎他没有能力发布一道不公正的命令;在克里斯提安(Christian)时代,奥普塔图(Oputatus)认为,无论谁妄自对他的最高权威提出非议,都是想把自己抬高到几乎与上帝同等的地位。不过,这种政治静默教(political quietism)并不普遍。早期最有才华的著作家奥里根(Origen),就曾赞成合谋摧毁暴君政权。

  四世纪以后,反对奴隶制的宣言非常真诚并且连续不断。从神学而又比神学含义丰富的角度看,二世纪的神学家们极力主张自由,四世纪的神学家们则极力主张平等。在政治领域出现了一种根本性的、不可避免的转型。大众政府已经存在,混合及联邦政府也已产生,然而还没有限权政府,即还没有其权力范围由一种外在力量界定的国家。那是哲学上已经提出的首要问题,尚没有任何治国之道能够解决。诚然,那些宣布应求助于一种更高的权威的人,已从形而上的角度给政府划出了一条限界,但他们不知道如何使其成为现实。苏格拉底为了抗议变形后的民主制所导致的暴政,唯一能发挥影响的方式是为自己的信仰而死。斯多亚学派只能建议聪明人远离政治,将那种没有写在纸上的法律保存在心中。但是,当基督说:"将凯撒的事情交给凯撒,将上帝的事情交给上帝",彼时彼刻,他在临死前三天最后一次去神庙所说的这些话,便在良知的保护之下,赋予了世俗权力一种其从来不曾有过的圣洁性,给它加上了其从来不曾承认的诸种限制;便标志着对专制主义的弃绝,标志着自由的开端。因为我们的主不仅说出了这一原则,还创立了执行这一原则的力量。将不得受干预的事情保留在一种至高无上的领地之中,将一切政治权威减损到一些确定的限界之内,不再是不厌其烦的推理者们的一种愿望而已,而且成了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组织和最普及的团体的职守与责任。新的律法,新的精神,新的权威,赋予了自由一种含义与价值,一种它在希腊和罗马的哲学与政体中,即在懂得使我们自由的真理之前,所不曾具有的含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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